那个时期，有人若是经过小城维尔农，在美丽壮观的石桥上游览——但愿不久，那石桥就要被一座丑恶不堪的铁索桥取代了——在桥上凭栏俯瞰，就会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。他头戴皮革鸭舌帽，身穿灰色粗呢布外衣和长裤。衣襟上缝着原本是红绸带的黄色东西，脚穿木底鞋，皮肤晒成深褐色，脸色几乎黧黑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一道宽宽的刀伤疤从额头延至面颊，整个人弯腰驼背，未老先衰；他拿着一把锄或一把剪枝刀，整天徘徊在小庭园里。那类小庭园靠近塞纳河左岸桥头，像链子似的排开，全是由围墙隔开的土台；栽植花木，十分悦目。那些庭园再大些可以叫花园，再小些可以叫花坛。那类庭园全都一侧通河边，一侧通房舍。上面提到的那个穿外套和木鞋的人，在1817年前后，就住在这种最狭窄的一座庭园，最简陋的一所房屋里。他过着孤苦无依、默默无言的生活，有一个不老不少、不美不丑、不是农妇也不是市民的女人侍候。他管那一方块园地叫花园，因为他栽植的花卉特别鲜艳，在小城里很有名气。养花是他的营生。

他勤于侍弄，坚持不懈，又特别细心，及时浇灌，终于继造物主之后，创造出似乎被大自然遗忘的几种郁金香和大丽花。他心灵手巧，在苏朗日·博丹之前，就合成绿肥小土堆，用来培植美洲和中国稀有珍贵的木本花卉。夏季天刚亮，他就在庭园小径上忙着插苗，修枝，薅草，浇水，在花间走动，那副样子又和善，又忧伤，又温柔，有时沉入遐想，一连几小时不动窝，倾听树上一只鸟儿鸣叫，倾听人家一个孩子的咿呀学语，或者凝视草茎尖上被阳光化为宝石的露珠。他一天粗茶淡饭，多喝牛奶少喝酒。一个小孩子能让他顺从，女佣也常申斥他。他非常胆怯，好像怕见人，极少出门，只见见来敲他家窗户的穷人和本堂神甫，一个和善的老人。不过，本城居民或者外地人，无论是谁，若是想观赏他的郁金香和玫瑰，前来敲他小房的门，他就开门笑迎客人。他就是那个卢瓦尔河匪徒。

在同一时期，有人若是看了军事回忆录、各种传记、《导报》，以及大军战报，就可能注意到乔治·彭迈西的名字经常出现，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个乔治·彭迈西少年就从戎，在圣东日团当兵。革命爆发了。圣东日团编入莱茵军团；须知君主制废除之后许久，旧团队还保持各省的命名，直到1794年才统一改为旅建制。彭迈西先后在斯皮尔、沃尔姆斯、诺伊斯塔特、蒂克海姆、阿尔蔡、美因茨

他的经历，我们已经略知一点，还记得，滑铁卢战役之后，彭迈西被人从奥安凹路中扒出来，又辗转回到部队，从战地一个急救站转到另一个急救站，最后到了卢瓦尔河营地。

复辟王朝当局将他编入领半军饷的人员中，继而遣送到居住地维尔农，也就是说监视起来。百日政变期间的政令决定，国王路易十八认为一概无效，因此既不承认彭迈西的荣誉团军官称号，也不承认他的上校军衔和男爵爵位。然而他却不失时机，总签署“上校男爵彭迈西”。他只有一套蓝色旧军服，上街总佩戴玫瑰花形荣誉团勋章。当地检察官派人警告他，再“非法佩戴这枚勋章”，法院就要予以追究。来转达这个通知的是一个非正式的中间人，彭迈西当即苦笑一下，回答说：“我简直弄不明白，究竟是我听不懂法语了，还是您不再讲法语了，反正我听不懂您的话。”接着一连八天，他戴着勋章上街溜达。谁也没敢找他麻烦。国防部和省军区司令给他写来两三封信，他一见信封上写着“彭迈西少校先生收”，就原封不动地退回去。与此同时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，也以同样方式对待赫德森·洛

同样，从前罗马有一些迦太基士兵俘虏，他们还有点汉尼拔的灵魂，不肯向弗拉米尼努斯致敬。

一天早晨，彭迈西在维尔农街上碰见检察官，就走过去对他说：“检察官先生，我脸上带着这条刀伤疤允许吗？”

彭迈西一无所有，仅靠微薄的骑兵队长半饷度日。他在维尔农租了所能找到的最小的房子，独自生活，我们看到了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在帝国时期，他抓住战争的间歇，同吉诺曼小姐结了婚。那位老绅士心中愤恨不已，又不得不同意，连声叹气说道：“什么样的高门巨族，碰到这种事儿也只好认了。”彭迈西太太是个有教养的难得的女人，同他丈夫十分匹配，各方面都很出色，可惜1815年去世，留下一个孩子。那孩子本来可以成为上校孤寂中的欣慰，可是老外公硬要讨去，扬言不交到他手里，他就取消外孙的财产继承权。父亲为了孩子的利益只好让步，他身边失去孩子，就移情爱起花木。

再说，他什么都放弃了，既不想活动，也不想密谋，整个心思分摊到现时做的简单的事情和从前做的伟大的事情，时间也花在盼望一株新香石竹或回忆奥斯特利茨战役。

吉诺曼先生同他女婿毫无来往；在他看来，上校是“匪徒”，而在上校眼里，他则是个“老傻瓜”。吉诺曼先生绝口不提上校，只是偶尔影射嘲笑两句“他那男爵爵位”。双方明确约定：彭迈西永远不得企图看望儿子，不得同儿子说话，否则就取消孩子的财产继承权，赶回他父亲家去。吉诺曼一家人把彭迈西看成瘟疫患者，他们要按自己的意愿教育孩子。也许上校错了，不该接受这种条件，但是他容忍了，以为这样做得对，只牺牲他个人。吉诺曼老头的财产微不足道，而吉诺曼大小姐却能留下大宗遗产。那位没有出嫁的姨妈很有钱，是从母亲的本家继承来的，她的继承人自然是她妹妹的孩子。

那孩子叫马吕斯，知道自己有个父亲，此外一无所知。谁也不在他面前多嘴。然而，在外公领他去的场所，别人的窃窃私议、半吞半吐的话语、相互交换的眼色，久而久之，那含义在孩子的头脑里渐渐清晰，终于使他多少明白一点；而且，那些思想和见解，可以说是他的生活环境，由于潜移默化的作用，他自然而然接受了，结果他一想到父亲，就不免又羞愧又伤心。

在他这样成长的过程中，每隔两三个月，上校总要偷偷溜到巴黎，好似违反规定的累犯，趁吉诺曼姨妈领马吕斯去做弥撒的工夫，守候在圣绪尔皮斯教堂里，躲在柱子后面不敢喘大气，战战兢兢，害怕那姨妈回头发现。这个脸上挂刀痕的汉子，还真怕那个老姑娘。

也正是这个缘故，他结交了维尔农的本堂神甫马伯夫先生。

那位可敬的神甫的兄弟，是圣绪尔皮斯教堂的财产管理员。那管理员多次看见那汉子凝望那孩子，注意到他脸上有刀伤，眼里噙着大滴泪水，觉得他样子像个硬汉子，流泪又像个女人，心下十分诧异，那张面孔也就印在他脑海里。有一天，他到维尔农看望兄弟，在桥上遇见彭迈西上校，认出正是在圣绪尔皮斯教堂所见之人。管理员对本堂神甫讲了此事，二人便找了个借口去拜访上校。于是彼此开始往来。起初，上校还不肯透露，到后来才和盘托出，本堂神甫和财产管理员终于了解整个这件事，明白彭迈西为了孩子的未来如何牺牲个人幸福。从那以后，本堂神甫对他特别敬重，特别亲热，上校也特别喜欢本堂神甫。况且，一位老神父和一名老战士，碰巧二人都很诚恳善良，那彼此就最容易沟通，最容易契合了。在骨子里，那原本是一个人。一个献身于尘世的祖国，一个献身于上天的祖国，此外没有别的差异。

每年两次，逢元旦和圣乔治节，马吕斯才给父亲写信，那是应酬的信，由姨妈口授，很像从尺牍抄来的；吉诺曼先生只容忍这一点；而孩子的父亲的回信却充满感情，可是老外公收到连看也不看，就塞进衣兜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