迪涅主教府同医院毗邻。

主教府大厦非常气派，是上世纪初用石头建筑的；兴建者亨利·彼惹大人是巴黎神学院博士，曾任西摩尔修道院院长，1712年当了迪涅主教。这是一座贵族气象十足的府邸，处处都显得华贵：主教寝室、大小客厅、正室偏房，样样齐备；正院非常宽敞，有圆拱回廊，是古典的佛罗伦萨风格，庭园则有参天大树。楼下朝庭园一侧有一条长廊，装饰得富丽堂皇，亨利·彼惹主教大人于1714年7月29日，曾在这条长廊宴请过下列几位大人：

安白朗亲王——大主教查理·勃吕拉·德·让利斯；

格拉斯主教——嘉布遣会修士安东尼·德·梅格里尼；

法兰西圣约翰会骑士——勒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道院院长菲力浦·德·旺多姆；

旺斯主教——弗朗索瓦·德·贝尔东·德·格里翁男爵；

格朗代夫主教——凯撒·德·萨勃朗·德·福卡吉埃大人；

斯奈主教——奥拉托利会修士，御前普通讲道师，约翰·索阿南大人。

这七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，一直挂在这条长廊大厅里，而“1714年7月29日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也用金字刻在厅内一张白色大理石案上。

医院只有一层楼，既狭窄又低矮，庭园也小得可怜。

主教到任三天之后，便去观察医院。事后，他派人去请医院院长赏光到主教府来。

“院长先生，”主教问他，“现在您有多少住院病人？”

“二十六个，主教大人。”

“这正和我数的一样。”主教说道。

“那些病床，”院长接着说，“一张挨一张，太拥挤了。”

“这正是我注意到的。”

“病房都是小间，空气不易流通。”

“这正是我的感觉。”

“还有，即使出一点太阳，庭园也太小，装不下要康复的病人。”

“这正是我心里想的。”

“还会有传染病，今年就流行过伤寒，两年前流行过粟粒热，有时患者数以百计，我们简直没办法。”

“这正是我考虑到的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，主教大人？”院长说道，“只能这么将就。”

这场谈话，就是在楼下长廊餐厅里进行的。

主教沉吟片刻，突然转身，对院长说：

“先生，只拿这个厅来说，您看能放多少床位呢？”

“主教大人的餐厅！”院长不禁愕然，高声说道。

主教环视大厅，仿佛在目测计算。

“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！”他仿佛自言自语，接着提高声音说道：“喏，院长先生，我要告诉您，显然出了差错。你们二十六个人，只有五六间小屋；而我们这里三个人，却占了六十个人的地方。肯定出了差错。您住了我的房子，而我占了您的。把我的房子还给我吧，这里才是您的住所。”

次日，那二十六名可怜的患者都被接到了主教府，主教则搬进医院去住了。

米里哀先生没有一点财产，他的家庭早已在革命中破产了。他妹妹领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，住在主教府里，也刚够她本人的用度。米里哀先生作为主教，每年领取一万五千法郎的国家俸禄。他搬进医院里居住的当天，就最终确定了这笔钱如何使用。具体分配，有他亲笔写的一张单子，现抄录如下：

米里哀先生在迪涅担任教职期间，几乎没有改变这种开支的分配办法。正如我们看到的，他称之为“本府开销标准”。

巴蒂丝汀小姐奉命唯谨，接受这样的开销方案。在这位圣女的心目中，米里哀先生既是她的兄长，又是她的主教，依据人性是她的朋友，依据教会又是她的上司。巴蒂丝汀小姐爱他，对他敬佩得简直五体投地。他说话时，她就俯首恭听；他做事时，她就追随左右。唯独女佣马格洛太太有点怨言。我们也看得明白，主教先生仅为自己留下一千法郎，加上巴蒂丝汀小姐的年金，每年一千五百法郎。两个老妪和一个老翁，就靠这一千五百法郎度日。

不过，主教先生还能设法招待到迪涅来的乡村神甫，当然多亏了马格洛太太处处节俭，巴蒂丝汀小姐精打细算。

到迪涅三个月的光景，有一天，主教说道：

“这样下去，我也难以维持了！”

“我说也是！”马格洛太太高声说，“省里每年应当给的城区车马费和巡视费，大人连要也不要。从前的主教，都是照例要拿的。”

“对呀！”主教说道，“您讲得有理，马格洛太太。”

于是，他提出申请。

事过不久，省议会审查他的申请书，投票通过每年给他提供三千法郎，款项为：

“主教先生公共马车费、驿车费和教区巡视津贴费。”

这件事引起当地士绅的非议。其中有一个帝国元老院的元老，为了发泄冲天的怒气，还给宗教大臣比戈·德·佩雷姆内先生写了封密函；此公从前就是五百人院

“……车马津贴费？在一座居民不满四千的小城里，有此必要吗？驿车费和教区巡视津贴费？首先要问，何必巡视呢？其次在这样的山区，怎么通驿车？根本没有车道，只能骑马。阿尔努堡的那座杜朗斯河桥，也只能过过牛车。这些神父无不如此，又贪婪又吝啬。这一位初到任时，还装出至善圣徒的样子。现在他的所作所为，同其他人一样了。他像从前那些主教那样要摆阔气。要给他配备马车和驿车。哼！这帮臭神父！伯爵先生，只有皇上替我们清除吃白饭的教士，事情才会好转。打倒教皇！（当时同罗马的关系闹翻了。）至于我，我只拥护恺撒……”

事情成了，最高兴的还是马格洛太太。

“喏，”她对巴蒂丝汀小姐说，“主教大人先考虑别人，但最后总得顾顾自己。慈善捐款一项项都有了着落，这三千法郎可是我们的了。好啦！”

当天晚上，主教又开了一张单子，交给他妹妹，列出以下几项：

这就是米里哀先生的支出预算表。

主教还有额外收入，诸如婚礼布告费、宽恕费、简行洗礼费、布道费、教堂及小礼拜堂祝圣费、主持婚礼费等，但他总是取之于富人，给予穷人。讨得急也给得快。

时过不久，捐款源源而来。富有的和贫穷的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院门，有的来施舍，有的讨施舍。不到一年工夫，主教既成为所有善施的司库，又成为所有苦难的账房先生。大笔大笔钱经过他的手，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也没有增添一点所需之外的东西。

事情远不止这样。由于下层的穷困总是多于上层的博爱，可以说钱到手之前就全给出去了；恰似水洒在干旱的土地上，他收到钱等于没有收到，从来留不住。于是，他又节衣缩食，打自身的主意。

主教颁布告，发公函，照习惯总在顶头写上自己的教名。当地穷人仿佛出于感戴的本能，在这位主教诸多名字中，挑选一个对他们有含义的，只叫他卞福汝大人。必要时，我们也要这样称呼他。况且，他喜欢这个称呼。

“我喜爱这个名字，”他说道，“卞福汝冲淡了大人的尊号。”

我们不敢说这里描绘的形象多么逼真，只能说近似而已。